当前，西方经济学普遍强调数理模型，往往忽视理论和思想内涵，使得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。

不论在中国哪个地方，你都会见到修建中的新机场、高速铁路。但如果中国土地价格暴跌，原材料的需求便会减少，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商品市场以及环球贸易的交易跌入谷底。

根据财政部资料，2010年的卖地总收益为5000亿元，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有余。但中国人很有商业头脑。降低商品税是另一件政府可以做的事，最近它已经这么做了。这些资本后来转移到国有企业，成为它们兴建工厂、大厦，创造中国奇迹的资金来源。但一如它自己发现的那样，这事情说易行难。

诚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但廉价的资本和土地也一样重要。它的宣传机器强调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在19、20世纪受到西方的屈辱而作的努力。反思日元升值升值难改贸易顺差。

受制于物价压力，日本银行只是配合性下调0.5个百分点法定利率，其他部门都尽量避免使用市场开放政策。日本广场协议前后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，放开外汇交易管制，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。如果进一步考虑日本大幅增加的对外投资，1991年在美国敦促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，则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总体影响更有限。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，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。

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。面对美国以国际责任要求日本削减对美贸易顺差，日本采取综合经济对策应对，包括在一些特定行业实行市场开放，推行扩大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，调整外汇市场。

广场协议前，虽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，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。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，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。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，还是这一轮全球化，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。为此，设立日元美元委员会，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。

这期间充满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，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。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，应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。美元大幅贬值，日元大幅升值，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，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，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，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。一次性加工商品以日元计算减少了40%多，以美元计算则有微小的增加。

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，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。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，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。

中国当前的升值压力，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，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，金融性因素明显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，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，要特别谨慎。

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，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，国内运用。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，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，美国要求日、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。日本广场协议前后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，放开外汇交易管制，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。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，在IT、计算机软件、金融、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。应注重宏观政策与改革措施之间的合理搭配。广场协议前，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，社会资金过剩，经济增长失去方向。

面对美国以国际责任要求日本削减对美贸易顺差，日本采取综合经济对策应对，包括在一些特定行业实行市场开放，推行扩大内需的财政金融政策，调整外汇市场。在日本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，日本政府都采取了扩张型金融、财政政策。

通过升值，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。此时，日本政府积极干预，帮助美国稳住金融市场并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直至1989年5月。

金融自由化与财政重建，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，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，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。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，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，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、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。

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。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、金融监管过于松懈。首先，经常项目顺差并不必然导致升值，反之亦然。这期间，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车产量却由60万辆增加到了170万辆。

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，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，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，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。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。

由于大藏省在1983年开始大力推行财政重建，对利用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谨慎。有鉴于此，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，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。

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，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，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，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(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)。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，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。

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，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。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，而是当时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。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，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，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，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。虽然日本汽车出口数量骤降，但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，以美元计1992年出口额竟比1985年增加了近20%。

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，仅仅因日本经济十年低迷而有所缓解，仅仅是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。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，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，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，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。

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，应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。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、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，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，都有很大增加。

此时，金融扩张成为企业利润重要来源之一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，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。